【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单学刚）2013年1月中下旬开始，中国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启幕。今年适逢换届之年，各省的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两院领导班子的集中换班备受关注。

　　新一届领导就任，共计有34个正省级职务迎来新面孔，其中，有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12人，省级政府首长9人，省级政协主席13人。

　　这次集中换班，“60后”乃至“70后”副省级领导干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政府领导班子人员出现本地化和来源多元化，法院、检察院领导持续跨地区交流。

代省（市）长转正透出新气象

　　换届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新任的省级政府首长。新任的9位省级政府省长（市长、主席）除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藏族）直接由常务副主席升任外，其余都来自各地的代省（市）长转正。中共十八大之后，有7个省（市）陆续任命了新的政府代理省（市）长，分别是吉林的巴音朝鲁（蒙古族）、山西的李小鹏、浙江的李强、陕西的娄勤俭、上海的杨雄、贵州的陈敏尔、四川的魏宏。加上2012年7月已经担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安顺，8位代理省（市）长的就任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省级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布局，为换届打好了基础。

　　从新任领导的简历，可以看出，本地干部晋升机会增大，9人全部都有本地的工作经历，任前5人是常务副省（市）长，2人为省委专职副书记，2人为省政协主席（也是现任或曾任的省委副书记），无一人是直接“空降”而来的干部。他们接替的原省（市）长除1人到年龄，1人调离外，也全部在本省份改任书记或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集中的本地干部提升，在最近几年中并不多见。通过这轮变动，从本地提任的省（市）长（主席）已占到了总数的2/3，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提高地方干部稳定性的要求，有利于地方工作的延续性。当然，从他们的从政轨迹看，长期一直在本省份工作的也只有李强、杨雄、魏宏和洛桑江村4人，李强又是惟一原籍本省的新任代省长。

　　其他5位新任代省（市）长均为过去一段时间内调到该省工作的，其中，李小鹏曾长期在央企工作，此番升职使他成为近年来继卫留成、苏树林、张庆伟之后又一位担任省长的前央企“一把手”。

　　巧合的是，巴音朝鲁和陈敏尔到现任省份履新之前都在浙江工作，和新任浙江省代省长李强一起在2007年的浙江党委换届中同时当选省委常委，5年多之后，3人又在不同地方各挑重担。1960年出生的陈敏尔也是继福建的苏树林、新疆的努尔·白克力、河北的张庆伟后又一名“60后”省长。

　　有两位“回炉”干部受关注。上海的杨雄和四川的魏宏虽然身为常务副省（市）长，但因为年满58岁，在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均未进入新一届党委班子，在党的十八上，也没有当选新一届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按照“惯例”，他们被普遍认为因年龄问题即将退居“二线”。回顾长期在本地工作，熟悉本地情况的杨雄和魏宏的“回炉”启用，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用人方针。上海市市长由非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是20世纪80年代初汪道涵以来的首次。这样的“回炉”也只有10年前，山东的韩寓群升任省长时曾经有过。

政府副职的年轻化和来源多样化

　　本轮换届，31个省区市政府还选举产生副省长（市长、主席）242人，其中新任71人。

　　从分布看，大部分省份延续了7至8名副职的编制，西藏“十四副”，北京、新疆和青海“九副”，海南“六副”的格局也和上届一样，吉林省虽本次只选出6名副省长，但因其目前没有女性领导，预计不久之后还会增补。

　　除吉林外，30个省份选出女性副省长（市长、主席）32人（上海、江西各两人），其中，云南（李江）、贵州（谌贻琴）和宁夏（刘慧），都由女性干部出任常务副省长（主席），她们都经过多个职位的历练，且均在55岁以下。此外，有7名女性党外干部任职副省长（市长、主席），5个民族自治区除新疆外，都配备有自治区民族的女性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曹小红集女性、党外（致公党）、少数民族（回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农学博士、教授）于一身，更是极其罕见。

　　1970年1月出生的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当选上海副市长，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70后”副省部级干部，不过，仅比他大两岁的陆昊10年前就当选了北京市副市长。本轮当选的“65后”副省长（市长、主席）共有20人，其中，45岁及以下的7人，这些副省长（市长、主席）多有共青团或秘书工作经历，海南新任副省长冀文林还是2010年10月中央和地方交流任职干部中的一员，这批干部中已经有不少陆续进入了副部级行列。此外，还有11位由副省级领导兼任或调任，其中3人由党委常委交叉任职（包括辽宁的周忠轩任常务副省长），3人由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转任，5人由政协副主席转任，由人大、政协转任的这8人中有5人为党外干部，相对年轻，而3名党内干部（福建李红、陕西白阿莹、浙江黄旭明）年龄却都在56岁以上，有的已近58周岁。

　　余下的60名由地厅级晋升的新任副省长（市长、主席），除居于主体来源的地市书记、市长和省级党政部门负责人外，还有多位“企而优则仕”者，如山东的季缃绮和江西的李贻煌，都是直接从省属大型企业“老总”任上升任，并且都曾获得“全国劳模”等荣誉，贵州的新任副省长王江平也长期在企业任职，调到政府部门不足2年，企业领导的经历使他们更熟悉经济管理工作。

　　换届中到龄不再连任的副省长（市长、主席）除改任人大、政协职务之外，还有很多留在政府担任党组成员以及顾问、资政、特邀咨询之类的职务，并参与政府领导分工，这与人大、政协减少领导职数有关，目前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标配”一般只有6人。

人大主任仍多由党委书记兼任

　　在12个选举产生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省份中，共有8个省份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仍按惯例由所在省份的党委书记兼任，包括内蒙古、吉林、浙江、福建、广西、四川、陕西、贵州，均为2012年调整新任。可见，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惯例推行10年之后，已经形成制度。

　　目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单设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党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省市，二是四个直辖市和广东、新疆、西藏这7个省份，这些省份本次产生了4位新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的殷一璀（女）、重庆的张轩（女）、广东的黄龙云和西藏的白玛赤林（藏族）。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同时选出女性人大常委会主任，且此前都是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任副书记已满10年，历经五位书记，张轩在副书记任上也历经了四位书记。黄龙云和白玛赤林则分别由广东省政协主席和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任上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由政府主席接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西藏也已经形成惯例。

　　这7个省市区卸任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多为到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的欧广源去年曾作为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的广东“四老”之一，他也是“四老”最后退休和职务最高的一人，有些意外的是1952年5月生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存根则仅仅当选一年就调回北京，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正部长级）。

政协主席的新“来源”与新“出路”

　　本轮换届中，正省级职务调整最多的看点还在省级政协主席的变化。本次换届前，30位省级政协主席（西藏政协主席长期由帕巴拉·格列朗杰兼任）中因年满63周岁不能再提名为新一届政协主席人选的有10位，加上改任省（市）长或人大常委会主任的3位，接近半数都将易人。

　　过去，政协主席带有某种“二线”或养老的味道。多由年龄较大的本地资深干部升任，作为其仕途的最后一站，在57至59岁当选的最多。近年来，55岁及以下当选省级政协主席的案例越来越多，年轻的主席们给政协工作带来新气象。王安顺和巴音朝鲁转任北京市市长和吉林省省长也为年轻政协主席开辟了新的“出路”，虽有吴爱英（从山东省政协主席转任司法部副部长、部长）、骆琳（从辽宁省政协主席转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张裔炯（从江西省政协主席转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等转岗的案例，但由政协主席直接出任本地政府首长的此前却只有辽宁张文岳一个相对特殊的案例（商务部部长吕福源病重，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赴京接替其工作）。

　　1月25日，1962年4月出生的吉林（北京）成为第一位“60后”省级政协主席，其后几天，比他更为年轻的哈萨克族干部努尔兰·阿不都满金（1962年12月出生）当选新疆政协主席。近20年来，50岁及以下当选省级政协主席的除了2002年当选山东省政协主席的吴爱英（女）外，只有上世纪90年代湖北省的先后两任政协主席回良玉（1993年当选时不足49岁）和钱运录（1995年当选时50岁零4个月），后两位目前都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年轻主席相对应，已满62岁的李崇禧重当选四川省政协主席也有些“意外”，已经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高龄接任政协主席被认为是李春城落马打乱了四川原有人事布局。近年来，年满62周岁新任政协主席的还有贵州的王正福，他的高龄上任也是因为前任主席黄瑶突然被查处。

　　政协主席本地提拔是多数时候的惯例，各省党委副书记也成为政协主席的主要来源，但是，“空降”政协主席也开始增多。1月29日，陈求发（苗族）当选为湖南省政协主席，虽为湖南城步人，但是，此前在工业信息化部任职的他却一直在北京工作，而且还有十八届中央委员的身份。直接空降政协主席的第一例是在2005年，因韩桂芝被查处，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王巨禄“临危受命”担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此后，虽有几例空降政协主席，但都先以党委副书记或政协党组书记身份过渡数月，熟悉工作。直到去年6月，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黄跃金直接“空降”江西省任政协主席才让大家“适应”了这种特殊的干部交流模式。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2006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多来源选拔政协主席，可视为“加强和改善”的路径之一。

法检“两长”异地交流成趋势

　　相比其他职位而言，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异地交流规模更大。早在2008年初的上一个换届周期中，异地交流任职的法检“两长”就已经有26人。从目前已经当选的各地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须报批）看，异地任职的法检“两长”已占到绝大多数。

　　在这轮调整中，任职模式多样性是交流干部的一大特点。当选者有最高法、最高检直接“空降”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卫彦明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童建明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有异地法院交流任职，特别是异地提拔任职的，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他在2008年换届中就由海南交流到云南），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静（女）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薛江武（女）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还有其他政法系统交流的，如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缪蒂生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陕西省司法厅厅长路志强任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游劝荣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湖南省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任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相对特殊的例子。不过，两人都有法学背景：游劝荣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等职务。何泽中在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期间曾于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此外，又一名2010年的交流干部——由审计署交流到吉林省的王常松当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而由吉林交流到审计署的陈蔷已担任署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这是首对交流干部全部升任副省部级的案例，此外，由工商总局交流到吉林的滕佳材已经回总局担任副局长，在不足10名晋升副部级的交流干部中，就有3人与吉林有关，可谓“福地”。■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观察室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