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偏私，考核均采用会议形式，公开举行评议。主考者可以提出种种问题，受考核者需据政绩实情回答。然后，逐级汇总，由县而郡，由郡而朝廷两府（东汉则为尚书台三公曹），最后是丞相（东汉是尚书令或录尚书事）总其成上奏天子。汉代把官吏考核当作国家大事对待，因此，天子接受上计，常于每年的正月初一群臣朝贺时举行，有时也在封泰山、祀明堂时“受计”，以示郑重。考课之后，根据政绩，赏有增秩（增加俸禄）、迁官（升官）、赐爵（以20等爵位，分别功之大小以赏之）；罚有降俸、贬职、免官。违法犯罪者依法治罪。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升京辅都尉，守京兆尹。”[9]黄霸为颍川太守，“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10]

汉代考课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政绩为根据，反对“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11]的论资排辈做法。其二，因考课而降职的官员，如日后有功仍可升迁，不以一事定终身。其三，基层司法官员由中央司法官廷尉负责考课，趋向于专门化。晋朝是法制建设成绩斐然的朝代。《晋律》是对两汉旧律进行总结的成果，又是援法断罪法律化司法改革时代的成果。晋律学上承汉魏、下启隋唐，许多注释达到了规范化的水平。正是在此基础上，考课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泰始四年（268年）六月，杜预奉命制作考课法，正式宣布：“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予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髂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于戏戒哉。”[12]

以上可见晋考课内容的广泛。不仅如此，鉴于考课中黜退者多，劝进者少，泰始五年（269年）再次颁诏：“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后，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13]

唐朝是中国古代典章法制趋于成熟与定型的时代。考课之法见于《唐六典》。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唐朝考课以标准细化为显著特点，所谓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等等。[14]

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者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者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者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为下下。”[15]对于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考课：“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16]

唐朝考课另一特点是严格把握标准，很少有人位列上等者。例如玄宗对中书令张说的考词颇佳：“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17]

宋初，沿袭唐制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由于宋朝厉行中央集权，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宋朝也很注重依法考课，以充分发挥官吏的治国作用。

太宗时州县官考课法：“郡县有治行尤异、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莅事明敏、斗讼衰息、仓廪盈羡、寇贼剪灭、部内清肃者，本道转运司各以名闻，当驿置赴阙，亲问其状加旌赏焉。其贪冒无状、淹延斗讼、逾越宪度、盗贼竞起、部内不治者，亦条其状以闻，当行贬斥。”[18]凡“‘政绩尤异’为上，‘职务粗治’为中，‘临事弛慢所莅无状’者为下，岁终以闻。”[19]真宗时又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20]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颁行《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四善”仍为唐时的“德义、清谨、公平、勤恪”。“四最”是“断狱平允、赋人不扰、均役屏盗、劝课农桑、赈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21]

宋朝虽然考课有法，但在实践中赏多罚少。官员一入仕途，不问治绩劳逸，只要无大过错，照例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所谓“知县两任，例升通判；通判两任，例升知州”，“贤愚同等，清浊一致”。[22]因此，暮气沉沉，笼罩官场。不仅如此，由于考课不力使得冗官充斥朝廷上下，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

明朝考课分“考满”与“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内外官吏。京官六年一考为“京察”，外官三年一考，为“外察”。京官四品以上官自陈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别优劣，或降调，或致仕，或闲住为民，具册奏请。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元末官吏贪婪掠夺，激起民变，因此重视吏治。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吏部课朝觐官，“称职而无过者为上……有过而称职者为中……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洪武十八年（1385年），吏部奏称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其中称职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称职者十之一，贪污阘弱者十之一。称职者升官，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调，贪污者付有司治罪，阘茸者免为民。

对于地方官的考课，称为“大计”。因大计而受处分的官员，永不叙用。结论不当者，可以辩白；任情毁誉失实者，连坐。史称“明兴考课之制，远法唐虞，近酌列代，最为有法。”[23]

清朝考课官吏分为“京察”与“大计”。

“京察”是对京官的考绩，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子、卯、午、酉年进行。三品以上京官和地方总督、巡抚自陈政事得失，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京察分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根据等级实行奖惩。

“大计”是对外官的考绩，也是三年—次，于寅、巳、申、亥年进行。大计的范围除督抚外，包括藩、臬、道、府及州县官。大计的程序是先期藩、臬、道、府，递察其贤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二等，按等予以奖惩。

清朝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百余年的盛世，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认真推行考课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康雍乾时期实行考课比较认真。康熙朝自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1657—1722年），共举行大计十四次，共举卓异官五百八十名，纠参、罢斥、降调官员五千一百三十七名。[24]世宗时注意吏治，他常说：“敷政之道，用人为先”，[25]“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26]为此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乾隆朝六十年，大计京察共进行三十三次，举卓异官八百七十六人。乾隆帝还特别提出，不能让“年力就衰之人，听其滥竽贻误”。[27]

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国事衰微，无论京察还是大计逐渐流于形式。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职官考课，从战国起迄至清朝，虽代有兴革，但一直沿行不衰，是一种常态化的职官管理制度。从而雄辩地说明考课对于整肃官僚队伍、发挥官吏治国理政的职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古代从先秦的《上计律》起，到清朝的六法考吏，考课之法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古代行政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课法规定了考课的年限、执掌考课的机关、考课的范围、考课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奖惩措施，可以说保罗广阔，涵盖面极宽，使得对不同机关的官吏的考课各有所侧重。特别是考课之后继之以赏罚，从而增加了考课的严肃性，使得管理者们感受到考课的震撼力。有些王朝，皇帝亲自主持考课、撰写评语。这就难怪古人称考课为大典。对于百姓来说也希望通过考课罢黜虎狼之官，选任关心民瘼的良吏。

考课还将惩贪与奖廉、奖勤与罚懒联系在一起。即使是疲软、浮躁、不谨、老病也都在黜革之列。这样的考课方向明、标准清、赏罚当，自然会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考课制度是诞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它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现实的廉政建设和依法治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